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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大发快3官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3 09:14: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们也是鲜有人关注的群体,以致公众对他们的认知多来自于影视作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里的积蓄就像一个漏水的池子,出水量远大于进水量。老人每年的基础照护费用至少要10万元,而陈怡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左右。2016年,她不得已卖掉了北京的房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托养中心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圣水头村村口附近。主体建筑是四排平房,前两排用作办公室、厨房、储物间,后两排被改造成了专用病房,分为3个病区,最多可以收治33名患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何江弘团队总结了十年来所有手术患者的随访数据,他们发现:10%~15%的患者在逐渐康复,5%的患者能够完全恢复正常人的生活,摘掉“大脑起搏器”,返回学校或走进婚姻,50%的人维持原状,30%的人则因为各种原因,状况越来越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,托养中心收治了第一名植物人。第二年,患者增加到了三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宁接受手术第二天,孟红把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”这句话重复了60次,“不把他叫到跟我碰头我就受不了。”这是她的精神支柱,她认为,即使丈夫大脑中的很多功能都坏掉了,但仍有某个认知系统在运转,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帮他把其他系统唤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朋的妻子在做康复训练。受访者供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月30日,孟红带着高宁回了上海,她准备让高宁继续在医院做康复治疗,自己则要开始工作,她把退休年龄又延迟了三年,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收入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社会保持联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安养一个植物人,就是安抚一个家庭”